最近，社交媒體上時常出現對博士學歷泡沫和被“非升即走”困住的“青椒”的“吐槽”。每每刷到這些內容，李志春都會慶幸當初的選擇。
2016年，從復旦大學哲學系博士畢業的李志春，主動選擇到一所民辦二本高校——同濟大學浙江學院，成為該校社會科學部的一名講師。如今的他，上課和同學傾訴，下課休閑娛樂，吃住在“公園”（學校），把對生活的體悟做成了研究，把研究過成了生活。
最讓他意外的是，自己第一年站上講臺就成了學校的“明星”講師。授課不到一個月，學生就自發搜集了他的各種資料，并將其在朋友圈刷屏；臨近考試，總有學生拿他的照片做各類頭像；疫情初期上網課時，學生們在直播間刷爆各種禮物，嚇得他只好放棄直播平臺；畢業論文里，有學生把對他的感謝排在了導師前面……
人生重要的不是向上，而是向前。當初那個看似向下的選擇，實則拓寬了他前行的職業道路，還讓他有機會重塑一堂課的教育生態。
開學第一課
9月2日下午1點半，同濟大學浙江學院H樓103階梯教室，機械電子工程系專升本的大一新生坐得滿滿當當。這是他們的開學第一課——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
李志春備課不死板，只是制定一個大致框架。針對這節課，他想談一談和學習有關的事情，然后聊一聊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價值，至于具體講什么，主要靠“想到哪兒，說到哪兒”。
為了方便學生了解，李志春先做了一個自我介紹。當聽到李志春的學習經歷都是在復旦大學時，現場出現一陣小小的騷動。
有人驚呼，有人鼓掌，還有人嘀咕這是“大材小用”。
8年前，李志春在這樣一所學校、這樣一個課堂的出現可以算是異類。直到今天，在這屆學生心里，依舊是“名校畢業生就該進好學校”。這種“階層”意識根深蒂固，深刻影響著學生們的思維方式以及行動力。
李志春告訴大家，這些年，他看到這所學校的學生和復旦學生有一個非常大的不同：“在這里，很多人遇到困難時的心態是——世上無難事，只要肯放棄，往往事情還沒做，就覺得自己不行；但同樣的困難擺到復旦學生面前時，他們可能不會想自己行不行，只會花很長時間去做。”
李志春說，二本的學生總是誤解自己能力不行，卻不知在絕對的困難面前，既有成績上的某些差距可以忽略不計。
以美國研究生入學考試（GRE）為例，李志春的英語不錯，上海高考的成績為140多分，進大學時的詞匯量達到5000多個，但他第一次做題時卻幾乎遭到碾壓，因為這項考試的詞匯要求是2萬個。
“這時，如果你四級沒過，哪怕詞匯量僅有2500個，在GRE面前，我們的差距也完全可以被抹平。你不會的，我也不會。”他說。
按照考試要求，學生需要在11分鐘內做完一篇閱讀理解的8道選擇題，李志春第一次梳理完全部內容花了3個小時。在接下來的1周，他每天只做1篇，1個星期后，他花費的時間縮短到2小時50分鐘。如此堅持了8個月，他終于可以在11分鐘內完成了。
“當你只看結果時，會覺得這個學生很厲害，但他其實整整堅持了8個月。有這個時間，只要是智力正常的學生都可以完成。奇怪的是，這所學校的很多學生從一開始在心理上就輸了。”
為什么總有一個聲音告訴自己“你不行”？李志春認為，這是因為從小到大，人已經被“分數”異化了，高分是一類，低分是一類，兩者之間似乎有著永遠無法彌合的鴻溝。
李志春所在的上海高考模式那時是3+X，有的省份則是3+3。因為他有更多時間投入自己更擅長的學科，規避不擅長的學科，也就更有可能在高考中取得高分。同樣是在上海，頭部學校數量多、本地生源招生數量大，但考生人數卻遠遠小于很多高考大省，優質學校的錄取比例也就會更高。
“所以，為什么會有人認為自己比那些考上名牌大學的學生差？僅僅因為沒有高分或者名校的標簽？”他問學生。
這個標簽會跟隨學生們很久，畢業后也會被附于每個人的簡歷上。招聘單位篩選時，首先看到的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一堆標簽，“問題是，標簽不等同于人”。
最先提出人的異化概念的是馬克思。他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提出了一個異化勞動者學說——勞動者生產的財富越多，其產品的力量和數量越大，他就越貧窮。“在國民經濟學假定的狀況中，勞動的這種現實化表現為工人的非現實化，對象化表現為對象的喪失和被對象奴役，占有表現為異化、外化。”
李志春鼓勵學生們讀馬克思的原著。“你會發現，馬克思在替當代的打工人說話，替那些被貼上各種標簽的異化的人說話。”
然而，人在這樣的社會中又該如何生活？李志春告訴大家，青年馬克思是一個特別強調自由意志的人，從自由出發，從生存出發，從實踐出發，去完成他一生的哲學革命。這也是今天的青年正在切身經歷和想要解決的問題。
這堂課的最后，李志春告訴學生，在大學校園里盡早找到自己喜歡做或想要做的事，然后堅持下去，沒有任何人會說你不行。
已經大三的李一鳴是李志春的“迷弟”。在他看來，“春哥的課總是和生活實際緊密相連，并且順應著我們在課堂上的感受而不斷向外延伸”。
李志春說，自己上課從來不刻意設計，也沒有預先的教條。他把上課看成是藝術化的過程，除了一些繞不開和必須要說的基本知識點，其余的就是自然而然，隨性展開。
“這堂課究竟會走向何方，取決于當時的一種情境涌現，即跟學生的互動。老師只是情境中的一環。至于學生能學到什么，只有回溯時才能歸納總結，而不是教師從一開始就能演繹出來的。”他說。
善學“慧”玩
講課時的李志春之所以自由、隨性，是因為他的學生時代就是這樣度過的。
他有放養式育兒的雙親，很少對他提要求，而是告訴他開心就好。有一次，父親參加學校家長會，散會后竟溜走趕赴鄰居的麻將之約去了。
父母的極度“松弛”，讓李志春從小在學習上就沒什么目標，對好學校也沒有概念。
事實上，他的小學、初中是在一片棚戶區的學校度過的，那里是打架、鬧事學生的“聚集地”，但他從不認為那些孩子本質上就是“壞小孩”。
那時候，正在學騎自行車的李志春害怕上馬路，他們便很講義氣地圍在他的外圈，對他說：“別害怕，車來了先撞我們，撞不到你的。”
當時的李志春不知道“善良”和“高分”之間，到底哪個才算“好孩子”，他只知道，跟這些孩子一起玩耍很快樂。
高中時，李志春幸運地進入一所“玩學合一”的學校，它是上海最早推進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學校。
“我們學校是全上海唯一 一所下午3點05分放學的高中，而且從來沒有晚自習，一周雙休。我們會在午休時間到學校對面的公園彈吉他、聊音樂，放學后組隊去書吧看書、寫作業、聊哲學。我們還在上海高中聯盟的BBS里‘灌水’藝術板塊、文學板塊、哲學板塊、音樂板塊……”
正是從那時起，他知道了學習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學習。盡管他依然沒有具體的目標，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喜歡什么。他喜歡語文，喜歡音樂，喜歡一切生活的文本。
學校十分鼓勵學生自學，可以按照自己想學習的內容制訂計劃，遇到問題隨時可以得到老師的幫助。
“所謂學習目標，從來不是考上哪所大學，而是如何把這門學科學好，分析不足，改進方法，努力練習。如此，在得到結果后，能去哪所學校就去哪所學校。”李志春認為，這同樣是一種自然而然。
進入中文系后，李志春進一步放飛自我。常常上午看小說，下午在咖啡館自習，晚上去酒店兼職彈鋼琴，周末和社團的朋友唱歌、排練音樂劇。他還曾有過一星期逃8節大課去旅行的“壯舉”。
他說：“打破規則是一件很爽的事情，只要能掌握知識，管我是怎么學的。”
在李志春看來，學習的意義就是對一個人起到歷史積淀的作用，并埋下一個機緣，如此而已。至于它最終會發揮多大作用，則由每個人未來生活的境遇決定。因此，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李志春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過這樣一段話——
蘇軾比較了兩類畫竹的方法，一類是“葉葉而累之”的“定取”，這種面面俱到如測繪般寫實是一種知識性觀看；另一類是“成竹于胸”，即“以神存之”的畫法，竹子出生時節、葉已全，因此重要的不是竹子的外形，而是先于知識的、竹子于人生命中的意義關系，“執筆熟視”不是仔細端詳竹子的外貌，而是體味竹子于人生命中的交互情意，涌現欲畫之情，進而“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要知道知識物在被思考、處置前，總先行地與人共生著，基于同體共流的生存，人才能思考、處置本已在其中的竹子，至于知識的對象、有用的器物，不過是思考、處置的結果罷了。
他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體驗、生活、體味事物與己身的關系更重要，而理性、知識、結果都是末端的事。
好好地生活比什么都好
如果說學生時代的李志春是“生活至上”，當他走出校園、進入就業市場，并成為眾多“打工者”中的一員，他又是如何選擇的？
2016年，即將博士畢業的他和其他同學一樣，給江浙一帶的高校投了一圈簡歷。結果發現，在那些名校眼中，一個復旦畢業生不過是平平無奇的求職者。
名校“愛搭不理”，次一級甚至一些二本學校盡管拋出了“橄欖枝”，卻要求他接受“非升即走”的考核。李志春厭惡這種“養蠱式”的教育生態。
求職期間，李志春瀏覽了大量高校網站。他發現，每所大學都會把最新頂刊成果放在首頁顯眼的位置。
“那里仿佛是一個賭場，所有人都在努力下注，忽然之間，從某個角落傳出一聲驚呼‘我中了’。于是，所有人都向他投去羨慕的眼光，因為賭場里多數都是輸家。”
不久前，李志春在復旦大學的一位師弟被上海某高校的“非升即走”政策掃地出門。即便他手握國家社科青年基金項目，還是因為沒有發夠3篇“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論文而被淘汰。
一邊是愈演愈烈的叢林法則，一邊是保守、沉悶的學術生態。李志春說，一些論文只是在“炒冷飯”，或在某些細枝末節的問題上摳字眼，卻能受到期刊編輯的青睞。
“一旦保守的學者掌握了話語權，那些新鮮、有靈性的思想就會被邊緣化，甚至很難被看到。”
李志春是從中文跨入哲學的，屬于非科班出身的“野路子”。之所以最終選擇哲學，是因為他喜歡刨根問底，渴望討論、研究事物背后更深遠的問題，這是哲學的領地。
在沒進哲學學院前，他給自己的導師、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楊澤波發郵件，說自己想研究“興”，因為它是中國獨特的語言表達，李志春希望能從這種表達中看到中國人獨特的思維、存在方式。這種語言哲學的方向在當時不是學界主流，卻得到了楊澤波的肯定。
正是由于導師的力挺，李志春有了很大的自由度，沒有照著傳統思想史的做法進行博士研究，但也因此面臨前所未有的艱難。這種艱難來自別人對他的不認可，甚至當有人問他研究什么的時候，他都無法像別人那樣簡明扼要地說研究朱熹的禮、張載的氣，而是要做更多的解釋才有可能讓人明白。
當不被大多數人看好時，楊澤波給了他最有力的支持。經過博士生學位論文開題、中期考核的“暴風雨”，楊澤波把他叫到辦公室，很嚴肅地對他說：“不要管別人說什么，你就做你自己，放心，有什么事我幫你兜著。”
博士生期間，是楊澤波護住了李志春獨特的性靈。也是在他的支持下，李志春最終選擇了同濟大學浙江學院這所民辦高校。因為他在對這所高校做“背調”時發現，這所學校的教師離職率比較低，他們工作得很開心，學生也表示生活得很愉快。
所以，吸引李志春的是快樂。
楊澤波告訴他：“去小學校的好處是可以好好生活。有了好的生活，再去做學問。如果你是做學問的這塊料，三五年后一定會有人找到你、發掘你；如果你不是做學問的料，你就好好地生活，這比什么都好。”
如今回想，李志春越發能體會導師這番話的深意。
在這所學校，李志春幾乎沒有考核壓力，每周只需完成5節課左右，其余時間便可以肆意地讀書、寫作和生活。他吃遍了嘉興知名、不知名的美食，有時徜徉在月河邊，發一下午呆，再在那里的花市挑一盆好看的植物回家，彈琴、健身。每到假期，他都會跑到另一個城市，像當地人一樣吃飯、散步。
北宋理學家程顥在《秋日偶成》寫到“閑來無事不從容”“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云變態中”。對于學者而言，閑是一種最好的境界。李志春說，閑會產生一種自發秩序，和那種目標導向、自上而下的秩序不同，更有利于創造性的活動。
2022年，李志春晉升副教授，他在刊物上發表了十余篇論文，獲得了英國倫敦勞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頒發的“勞特利奇獎（Routledge Prize）”。他獨立主持了省部級課題，還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語言哲學史（多卷本）”的課題組成員。
李志春說，他的人生一直在做減法，不設目標，但努力做事，安時處順。這一路看上去彎彎曲曲，但和那些永遠想要走直線的人生相比，他的生活處處是退路，處處是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