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上醒來時，馬梅都有種失重感——太輕松了，似乎少了點什么。

她已經從高校離職一年了，仍然會夢見“非升即走”7年考核期的日子：她正在去學校監考的路上，遇到意外事故，要遲到了，急得要死。夢里的她只想著，監考遲到是二級教學事故，會影響年度考核。

作為曾經的心理學副教授，馬梅知道這是創傷性應激障礙的典型癥狀。在“非升即走”前，她最大的噩夢是高考遲到。

2016年，馬梅入職南方某高校（下稱Z大學）的心理學院。7年考核期間，她拿到160萬元的人才計劃和270萬+150萬研究經費，指導了8名碩士生，獲得過全校前6%的教學評價，發表了領域內的頂刊論文，但最終因沒有拿到國家基金面上項目而未能通過“非升即走”考核。

近日，馬梅向《中國科學報》講述了自己“非升即走”的故事。

  3年考核，黃牌警告

回想起來，“非升即走”的雷從入職起就埋下了。

2015年9月，正在 香港大學做博士后的馬梅開始和Z大學的心理學院接洽。這是一所新建立的學院，正在從世界各地引進人才。當時的 院長看中馬梅發展心理學的背景和發表成果，極力邀請她加盟。在這之前，她從北京大學碩士畢業后去做了3年新華社記者，然后才去中國科學院讀了與德國聯合培養的心理學博士。

但簽合同的日子一拖再拖。馬梅后來才獲悉，Z大學正在進行人事改革，2016年后新入職的教師都沒有編制。作為補償，這批新入職的教師的工資待遇都上了一個臺階。

2016年秋季入職幾個月后，一天，馬梅接到人事部門通知，要簽署一份3年考核期的“工作任務書”。

這份“工作任務書”詳細規定了3年期考核的論文數量、國家項目級別，尤其是2016年后入職的副教授要每3年拿到一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或社會科學基金面上項目。如果考核期結束，未達到考核要求，將從副教授降為助理教授，且職稱和待遇均降。

馬梅覺得不太公平，因為與學校簽署入職協議時，并未談及要簽署“工作任務書”。但人事部門告訴他們，這是統一模板，大家都這樣簽。

當時，馬梅對自己的科研能力很有信心，對考核期結束后升正教授抱有很大希望。加之同年度入職的助理教授、副教授都沒有提出異議，她便也在任務書上簽下了名字。

入職3年后，馬梅迎來了第一次考核。

她3年間沒有申請到面上項目，只有一個入職前拿的青基項目，但無法納入考核。馬梅本來以為，按照往年的考核制度來看，多發的兩篇SSCI論文可以替代一個國家基金項目。

但人事部門拿出了那份3年前的“工作任務書”。按照“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的規定，馬梅得到了一張“黃牌”，要從副教授降為助理教授。

馬梅的第一反應是，“這是一種變相的侮辱”，太不尊重人了。她決定離職，并告訴院領導，“我馬上就走”。

學院想留下她，便去跟校長反映情況。當年學校像馬梅這樣沒有拿到國家項目的預聘—長聘制教師有很多，校長后來請各個院長開會，逐個說明情況。

在學院的爭取下，馬梅沒有被降為助理教授，并續簽了合同。

  申請“面上”，陷入死循環

在接下來的幾年里，申請面上項目成了馬梅的第一目標。

每年寒假到次年3月，都是國家基金的申請季，也是馬梅最焦慮的時刻。當年申請“青基”項目時，她一投即中，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和社會科學基金面上項目她輪流申請，連續7年顆粒無收。

拿不到項目的原因，馬梅總結為沒有“追熱點”，且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兩頭靠不上。

在馬梅所在的心理學領域，近年來的熱門方向是腦科學研究。有經驗的基金委評審專家告訴她，國內的心理學研究存在著鄙視鏈。只有做腦神經研究，才算是硬科學，“不寫腦神經，絕對中不了”。

但馬梅的研究方向是家庭和兒童早期發展，研究兒童從出生到學前期心理發生發展的特點和受家庭教養方式影響的規律。這類研究并不適合用腦神經的方法，且耗時長、產出慢，在激烈的量化考核競爭中處于絕對劣勢。

自2016年入職以來，馬梅就啟動了一項長達6年的追蹤研究。她在婦產科醫院開始招募胎兒期的受試家庭，追蹤初生嬰兒到學齡前的生長階段。這意味著，她要在至少兩年的追蹤觀察后才能完成第一批數據收集，然后才能分析數據、發表論文。

“如果不能迅速發文章，等待你的就是被淘汰的命運。”馬梅說，如果要競爭發文章速度，兒童早期行為觀察研究“絕對是最慢的一條路”。

事實上，研究方向和成果也同樣會影響項目申請。

馬梅注意到，有幾位發展心理學的同行都選擇了改變研究方向，轉向更容易出成果和拿項目的方向。調整的模式都很一致：“抓二十幾個大學生，核磁共振成像儀‘嗶嗶’掃描完，然后分析數據、發論文。”

但她不理解的是——腦科學真的能回答所有問題嗎？父母怎么讓孩子有更好的情緒調控能力？自閉癥兒童如何通過家庭干預改善癥狀？在馬梅看來，許多兒童的心理發展問題，并不是一個高科技機器生產的數據能回答的。

起初，馬梅選擇堅持自己的研究方法，但在申請國自然面上項目時，評選人認為研究“太軟”，沒有所謂的腦成像研究。

問題是，在馬梅所關注的兒童發展心理學中，受試者通常年齡很小，很難在嗶嗶作響的核磁共振成像儀中躺10分鐘，讓研究人員做腦成像研究。這在世界范圍內也少有先例。

幾年的失利后，馬梅“被逼得沒辦法”，把兒童的大腦近紅外成像寫進研究方法，但依然沒有通過評審。評委給出的理由是“申請者尚未實踐過這種方法”。

申請國自然無果，馬梅也嘗試申請過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但評審認為她的研究“太硬”，常規社科研究通常不采用馬梅所提交的實驗方法。

“只能陷入死循環。”馬梅總結道。

  沒有“面上”，99%都升不了

面上項目成了最大的阻力，這是7年前入職時的馬梅沒有想到的。

“老東家”待自己不薄。入職時，學校許諾了160萬元人才計劃，已在5年內發放完畢。加上2016年后學校大幅提升了新教師的工資薪金，自己“稅前差不多年薪百萬”。2021年，馬梅在所在城市買了房子，這也得益于這幾年的高薪。

相比馬梅高達270萬的科研啟動經費，面上項目的研究資金只有20萬～30萬左右。馬梅說，“拿面上項目根本不是為了研究經費，它已經變成一種資源、一種證明”。

每年，學院至少十幾位教授副教授申請面上項目，但在過去7年里，身邊只有兩位非升即走的副教授申請成功，且都是做腦成像研究的。馬梅透露，有成功的“非升即走”同行分享經驗——副教授與大佬教授“分工合作”，一人負責交際、搞資源、拿項目；另一人負責干活，為對方掛名，最終留了下來。

面上項目的功能在部分高校的評價體系中被扭曲了。馬梅介紹，在歐美和中國香港，即使是助理教授也能直接招收博士生；但在中國內地的一些高校，沒有面上項目，即使是副教授，也不能升級為博士生導師，不能招收博士生。而碩士生學制短研究能力尚待培養，不足以支撐起深層研究。

2022年，馬梅迎來“非升即走”的最后一輪關卡。

擺在她面前的只有兩個選擇：一是申請評選正教授，如果無法晉升就只能離開；二是申請轉成長聘副教授，但在下一輪申請教授的考核中，只計算此后積累的成果，本次考核期內的學術業績將全部“清零”不被計入考核。

“這太不公平了。”馬梅說，自己已經做了7年副教授，如果成果清零從頭積累業績，從副教授“一年級”做起，就等于“上完高中，再從高一重新復讀，抹殺了我這幾年的努力”。而對于最終無法避免的“拿國家面上項目”的任務，她已經完全失去了信心，“感覺永遠都拿不到”。

她知道有同事選擇轉為長聘副教授。因為在日益增長的就業壓力下，高校老師離職不一定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馬梅選擇申請長聘教授答辯，她認為自己的各方面成果都拿得出手，雖然沒有面上項目，但手握幾百萬經費的省市級項目，還發過包括領域內頂刊在內的10余篇SSCI。

在教學方面，馬梅也不遜色。她在教學評價中的最好成績是全校前6%。學生期末的匿名評價中，有許多學生評價她“講課很生動”“專業知識和實際結合”“本學期專業課里最最最最好的老師”等等。實際上，直到離職一年后的教師節，馬梅還會陸續收到以前學生的祝福。

在“非升即走”的正式答辯前，馬梅想，“萬一通過了，就留下來”。

但她也知道，沒有面上項目就是“最大的硬傷”。在馬梅所在的學院，眾所周知的申請升教授的考核潛規則是，手里沒有面上項目的，99%的答辯者都升不了，講得再好，PPT做得再好都沒用。

答辯后沒多久，馬梅微信上收到了人事部門的消息，自己沒有通過答辯。

這一次，沒有院領導來為她申辯。入職7年中，心理學院院長已經換了兩任。

2023年7月1日，馬梅正式離職。

  新的起點

離職后，馬梅體驗到了“無職一身輕”的從容。

她去海邊聽了場重金屬音樂會，在全場搖擺嘶吼的幾個小時里，她暫時逃離了不得不思考的去向問題。

在她看來，大學教授看似一份體面、有社會地位的工作，但常年只做學術訓練的科研工作者沒有其他謀生技能，不一定能迅速找到出路。

和馬梅同期入職經歷“非升即走”的同事們陸續離開的不少。在離開Z大學后，絕大多數選擇去了有編制的地方院校，甚至是職業院校。馬梅聽到前同事們反饋說，這些單位雖然平臺稍低、工資待遇普通，但勝在穩定，幸福指數也會提高。

也有少數同事去了海外高校，或者進入企業工作。

這一次，馬梅沒有和同事們作出同樣的選擇，她決定換一條賽道——暫時回歸學生身份。

她在美國東海岸某高校，讀起了心理咨詢專業碩士。她說，讀碩士并不是為了拿學位，畢竟她早已取得博士學位，目的在于積攢當地的培訓學時，以便拿到心理醫師執照。

學業安排得很滿，每周有三天在醫院工作，兩天在學校培訓學習。今年上半年在自閉癥住院機構實習時，馬梅的工作是幫助患兒們規范行為問題，以及表達和調節情緒。下半年她開始做家庭治療，通過每周兩次去客戶家里進行家庭系統干預，改善孩子們的心理和行為問題。

她很享受幫助孩子們、看著孩子們一點點進步的感覺。相比之前在高校，即使論文發了領域內最好的期刊，但并沒多少人讀，也沒看到對世界產生多少影響。馬梅說她是一個希望“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的理想主義者。

在工作間隙，“非升即走”的那段日子還是會在腦海閃回。

最初被引進時，自己和同事都是“比較驕傲的人”，但經過惶惶不可終日、隨時可能被趕走的六七年，大家已經“失去尊嚴”，自我感覺變得很差、很糟糕。

后來馬梅才知道，這是一種慢性應激障礙癥狀。人的自我疏導能力是有限的，在長期應激的狀態下，人不能意識到自己生活在緊張的環境里。即使離職之后，她的應激癥狀還延續了近一年。

在離職后她漸漸意識到，在“非升即走”的壓力下，許多科研工作者很容易陷入“publish or perish”（不發表，就毀滅）的困境。在學校時，馬梅晚上11點離開辦公室時，別人辦公室的燈還是亮著的。

內卷只是最基本的。部分科研工作者為應對考核，只讀對發表有幫助的本領域文獻，被迫放棄縱向深入研究；部分科研工作者為了發文章、拿項目，把時間精力花在搞關系、走門路上，甚至不惜數據造假。

也是在離職后，馬梅才發現自己真正產生了“對知識的渴望”。她說，這一年讀的書、過去一年的自我蛻變，相當于過去在學術圈十年的積累。

明年5月，馬梅將成為一名相當于住院醫師的心理醫師（執照前），再經過兩年的訓練，就可以拿到執照自己開心理診所了。

（文中馬梅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