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安山是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讀的博士，發過幾篇不錯的論文，5年即順利畢業。在他看來，讀博士跟本科差不多，“你只要努力了，發論文就沒有太難的”。此后，他曾有2段博士后經歷，之后去了一所加拿大大學擔任教職。直到今年，他回國到母校當上教授，那是國內的頂尖高校。

盡管外人看來安山的人生算是順遂，但自博士畢業后，他一直在反思：按照績點“排隊上車往前走”不應該是人生目的，人生應該有更多可能性。由此，安山的人生也有了更多嘗試。

接到學院領導布置的給新生作分享的任務，安山很快就有了思路。想到20年前坐在臺下忐忑的自己，他當然知道那些新生最關心的是什么，“我知道他們心里都是虛的，希望可以幫助他們緩解一下”。

他翻出了自己當年的日記。大一剛入學的安山，最擔心的事情是自己考試能不能及格，千萬別被勒令退學。畢竟身邊是200多個學霸，不是奧賽金牌得主就是省市狀元，而自己物理競賽連銅牌都沒拿到。

安山告訴新生們：在這所學校，本科畢業后讀博士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但那不過是按照績點“排隊上車往前走”的慣性，“我們真的認真思考過自己是誰、自己的路在何方嗎？”

讀博前的安山，除了做物理學家，從來沒有考慮過人生其他的可能。直到博士快畢業，這位拖延癥晚期患者才被迫開始思考人生追求，他的經歷正是無數物理學子的一面鏡子。他說，千萬不要讓“排隊上車”成為你的目的，因為總有一天，所有的車都將到站，“你總歸要一個人看清方向，獨自上路”。

這是一個做題家自省的故事。

開局即恐慌  

作為大一新生，安山的不夠自信是有來源的。

他的父母都是國企職工，從小學到高中他都是在安徽省的一個三線城市就讀的，正是小鎮做題家的樣板。在高中，他并不是那個學習最拔尖的，畢竟自己的同桌是當年全市高考裸分第一，而自己從來沒拿到過第一名。

之所以后來能入學國內頂尖高校，他自認為是運氣好，最終在2004年因為安徽省物理競賽獲得保送。

像其他孩子一樣，小時候的安山一直被父母要求好好學習，他也因此養成了讀書學習的慣性。《十萬個為什么》也是翻閱了多遍，追求科學似乎成了天經地義的事情。

進入物理學院，是安山奮力爭取的結果。他覺得報物理專業是理所應當的，結果在當年春節拿到的卻是地球物理專業的錄取通知書。他很難接受，直奔學校招生辦提出質疑。還好，招生辦最終給他改了過來。

如果學了地球物理專業會怎么樣？安山沒法給出答案，只是覺得那個專業轉行似乎不太容易。不過，他讀博時曾遇到一個一起打羽毛球的地球物理學博士，后來去了石油公司，薪水高得驚人。

在物理學院，他完全不知道大家到底實力如何，這潭深水到底有多少蛟龍。身邊同學差不多三分之一是競賽保送而來，三分之二是高考尖子。作為做題家，他每天都在忐忑中。

上高數課的時候，他覺得每個人頭頂上都貼著“學霸”的標簽。每當上課有的地方沒聽懂，或者作業中有一道題不會做，他都會覺得自己是全班唯一一個沒聽懂、唯一一個不會做的。

他還會把這個憂慮放大。他推測，按照這個發展趨勢，自己很可能會跟不上課堂進度，最后因為幾門課不及格而被退學。他用了一個當時的流行語來形容那時的恐慌，“求此刻心理陰影面積”。

時間給了他答案。經過第一次期中考試，他終于長出了一口氣。他說，其實熬過第一年就會不一樣，“時間會讓你逐漸發現，你和周圍的同學，并沒有什么本質的不同”。

他發現，相對于高考生，競賽保送生占了很大便宜，因為一些課程已經在高中學過了，“這在某種意義上屬于作弊”。那些競賽生只要能保持之前的學習勁頭，就沒什么考試壓力，而一些高考生，尤其是邊遠地區的高考生，即便是省市狀元也會顯得吃力。

多年以后，他把當年入學時的恐慌看透了，“考試這個事情其實是最簡單的，正是做題家最擅長的事情，你都不需要多聰明”。大學4年，他做了4年作業，然后就畢業了。回頭看，也挺快樂。

本科畢業的時候，10個同學里有9個選擇了深造讀博士。安山也不例外，他一樣“排隊上車”。按照自己的課業表現，他順利申請到了普林斯頓大學的博士生資格。

他沒有想到，人生真正的挑戰在5年后博士畢業之際才會到來。

四處出擊  

2013年，臨近博士畢業的時候，安山才察覺沒有書可讀了。他定睛一看，沒有人再按照成績來“排隊”了，有人去做了碼農，有人去了投行，有人去了咨詢公司。

他的一個師兄甚至在讀到第四年的時候去華爾街掙錢了。不過，這個師兄一直惦記著這個學位，導師大發善心保留了答辯的機會。直到第十年，師兄終于抽出時間回來答辯。那個時候，安山還是一個純粹的博士生。

他有些蒙了，原來不是只有從博士后到教職這一條路徑，原來人生的可能性有這么多。他觀察到，選擇去做博士后的不到三分之一，那才是少數人的選擇，畢竟選擇博士后就意味著要走學術之路了。

他決定走出去試試，雖然社會上有太多的未知而讓人畏懼。

第一個選擇是跟隨一個師姐的腳步，去了北京的一家咨詢公司，前后待了不到3個月。作為乙方，他們工作的核心就是幫助甲方把利潤提高，也就是壓縮開支，增加收入。

他參與了兩個業務。第一個客戶是一家跨國食品公司。項目需要進行市場調研，設計這家食品公司在中國的鋪貨渠道。安山發現，這里的業務僅僅需要做一些加減乘除的事情，完全用不到他多年來學到的專業技能。第二個客戶是一家國際快遞公司。他們需要幫甲方制定一套門店經營手冊，培訓銷售人員的業務能力，總結競爭對手的成功經驗。

他發現了一個真相，自己的名校學歷僅僅起到給公司打招牌的作用，而非為了解決業務技能需求。至于業務本身，一個高中生都能應付得來。

為什么去這家咨詢公司？安山給出的答案很坦誠：“首先給的錢多，其次不需要做什么準備。”

不過，他很快就辭掉了這份工作。盡管在2013年的時候，這家咨詢公司給安山提供了接近百萬的年薪，但老板嚴厲的push（催逼）讓安山很難適應，每天熬夜也讓他深感疲累。他還是喜歡學校里的松弛，以及老師們和藹可親的面孔。

不過相較而言，他對這份工作還是相對滿意的，畢竟工作本身有一定成就感，能知道自己在其中發揮了多少作用。而在硅谷做碼農的同學則是純粹的工具人，有時候完全不知道自己寫的代碼體現了什么價值。

第二個嘗試更像一次偉大創業的前奏，可惜起步即夭折。他所在院系有一個同屆博士、本科畢業于哈佛的美國人，更早的時候就在辦公室宣揚自己的“偉大”創業設想：100年后的馬路上一定不會再有燃油車，所以新能源一定是全球最火的領域，他要在這個領域大干一場。安山說，他的宣揚就像傳教一樣，多數人只是聽聽而已，只有自己有點當真了。

他們決定第一步是去夏威夷賣太陽能熱水器。他們的商業思路很豐滿：夏威夷是太平洋上的群島，所有的燃料都需要從美國大陸補給，油價幾乎是美國大陸的2倍，同時當地太陽能資源非常豐富，那么作為能源消耗大頭，熱水器采用太陽能的話一定是有前途的。

那是一項“空手套白狼”的業務，兩個人決定先進行“to B”的業務，也就是專門針對當地的酒店、學校和健身房等熱水器需求大的機構。他們拜訪了二三十家酒店、一家學校和一家健身房，遞了名片后就幫對方計算投資回報率，并告訴對方2年即可回本。然而磨破了嘴皮，只換來了潛在客戶的敷衍，最終一臺熱水器都沒賣出去。

回頭看，安山認為問題出在了他們的物理學思維上。學物理的思考問題的方式就是只關注兩頭，容易忽略中間細節，怎么去實現才是更考驗人的，“那比做教授難多了”。

之后他還考慮過兩個事情。其一是參加一個名為“美麗中國”的西部支教項目，待遇很低，但他想的是一方面可以做一些公益的事情，另一方面可以找時間讀書。只是對方要求至少要簽2年的合同。安山對自己的堅持沒有信心，還是放棄了。

另一個機會是專利相關的，時薪都有幾百元，也不用做什么準備，但安山用了一分鐘的時間就拒掉了，“還是挺枯燥的，我懶得天天做一個比較無聊的事情”。

靈魂之問  

安山只是不知道自己到底適合干啥，在四處出擊之后，他終于走上了博士后之路。

其實他的博士后offer在折騰那些事情之前就已經拿到了。大部分的折騰都是在寫完博士論文到博士后入職期間進行的，只有“美麗中國”支教的事情發生在博士后入職之后，那次支教面試是在舊金山進行的。

他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做的博士后。那時他剛從咨詢公司離職，他告訴博士后導師自己對將來發展的困惑。身為美國科學院院士的導師告訴他，自己已經50歲了，其實也不確定以后是不是繼續從事這個行當。

相比國內多數博士生的延畢，安山已經是學術界的幸運兒了：在普林斯頓遇到了一個不錯的導師，對課題雖不是每天做夢都夢到的那種，但也比較感興趣，發了幾篇不錯的論文，5年即順利畢業。不過在他看來，讀博士跟本科差不多，“你只要努力了，發論文就沒有太難的”。

他做了2次博士后，然后去了加拿大一所大學擔任教職，直到今年，他回國到母校當上教授。

之所以能做到名校教授，安山覺得運氣占很大的成分。

他研究的是太陽系外行星和形成機制。在這個領域最大的成功者當數201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也就是來自瑞士的Michel Mayor和Didier Queloz，他們發現了一顆系外行星。

安山的評價是，那是一個巨大的賭局，有很大的運氣成分。因為在上世紀90年代之前，人類還不知道太陽系以外的地方存在行星，有些基金評審認為系外行星研究屬于偽科學范疇，Michel Mayor和Didier Queloz竭盡全力做這件事是抱著巨大的勇氣的。

安山的課題也有“賭”的成分，只是冒的風險沒有瑞士那兩位諾獎得主那么大。他打算用人工智能代替現在的模擬計算，但是目前的數據還遠遠不夠。

對于天文學者而言，對所研究的領域一直感興趣是最為重要的。因為天文學研究無需做實驗，有臺電腦就行，從讀博到上班都不用打卡，那么對自我管理的要求就很高——如果對這個事情興趣不夠，就很難堅持下來。

事實上，安山的內心深處有另外一個念頭一直在萌動，那是因他的一個高中同學引發的。

那個同學保送去了復旦，讀的是軟件專業，他在畢業以后讀了復旦歷史系碩士，之后又去美國讀了歷史學博士，如今在美國的大學教授歷史。在大約10年前，當得知安山在研究宇宙學，他就提出了一個讓安山宛若當頭棒喝的問題：“你覺得會發現那個最終真理嗎？”

這個靈魂之問讓安山驚覺：以前一直認為，努力就可以獲得終極答案，但真相是殘酷的，很可能永遠不會獲得終極答案，自己這一輩子大概只能做出一些小的發現。

當時有那么兩分鐘，安山覺得自己應該立馬金盆洗手，離開這個行當。他或許理解了，當年的博士后導師為什么都年過半百了，還在想著人生的其他可能性。

初中的時候，他的語文老師告訴他，以后可以去當作家，因為安山寫了一篇讀起來很合理的、字數頗多的小說，那是一個關于洪災中一家人曲折命運的故事。同時他在看《動物世界》節目的時候，又對大型動物的社會結構很感興趣。

這么多年來，他對未來人生的其他可能性一直都有隱隱約約的期待。他說，這或許是天文學家的通病，世俗中的煩惱不多，但會徒增人生意義層面的糾結。

（安山為化名）